在澳洲雪梨的紅燈區(Kings Cross),最近落成了一座異常的六層高建築物,叫做'The Art Wall'。由澳洲近年頗負盛名的建築師Dale Jones Evans 設計:最底的一層是鋪位,從另一邊入口則是在鋪位上層的咖啡室連露天茶座,之上四層一律是辦公室。
最與別不同的是全座建築物,都給一層特別製造的生銹窗花包圍著。設計者認為這些窗花就像面紗,使建築物的內容若隱若現。
窗花的圖案有點伊斯蘭味道,令人想起Jean Nouvel在巴黎的作品:「阿拉伯世界研究所」。有所不同的是,「阿拉伯世界研究所」用伊斯蘭圖案順理成章;但在雪梨的紅燈區以面紗作比喻,不就有點欲拒還迎的誘惑味道嗎?
Dale Jones Evans的作品素以粗糙及富有工業味道見稱,這一次有點變本加厲,竟然用生銹鋼片作為窗花的材料;相對同以面紗作比喻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所用的高科技物料,就像是粗麻面紗與真絲面紗的對比。
這些窗花圖案頗密,而且完全不可以移動或開啟,將高層原本可以看得很遠的美景永久性地半遮蓋。在海景價值數十萬元計的雪梨市真是個極為驚人的嘗試。與其說這些窗花是面紗,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逃不出的籠;因為面紗可以戴上可以取下,但不可開啟的特點使這些窗花更接近於後者。
現時,辦公室以及咖啡室都正在招租,有興趣可以接洽一下——如果你想賣咖啡的話,餐單上是否應該有一種「銹水咖啡」呢?
「收到了中大的信?」你問。
「收到了。」我答。
「取錄了吧?」你再問。
「是。」我說。
你徐徐的嘆了口氣,彷彿怕我不能領會你的困惱。其實我會不知道嗎?
「連你也走了,明年在這裡唸中七的人越來越少了。出國的出國,入中大的入中大,偏偏又全部都是知己良朋。明年的校園生活真不知如何度過?回到學校又有誰談得來?上課下課,冷冷的面孔配上熟悉的校園,更要強迫自己去苦讀一頁頁的白紙黑字,下遺忘已算萬幸,還妄想融會貫通?哼,理想。若下是為了這兩個字,現在可能已上了岸,九月就要和你趕火車入中大上堂了。」
我記得就在上一個夏天,同一話筒傳來你開朗的說話。我拿看填好的中大報名表問你報甚麼系。
「我想我不會報了,我覺得我不是一個隨便拿個學位便心滿意足的人。既然中大沒有我喜歡唸的科目,它自然不適合我。就此放棄理想,不是很可惜嗎?」
「不過就此放棄機會,不是更可惜嗎?」
「破釜沉舟嘛,至少可以迫自己努力一點,不會因“蜜月年”而荒廢學業。你看那些師兄,一朝成為暫取生,全部都有恃無恐,全心全意投入課外活動,年終看看自己的成績,要放棄暫取生的資格也不敢了。」
不過沒有多久卻得知你當上了某會的會長,你說只負責一個學會不會太吃力。可惜言猶在耳,這個會被迫大展拳腳的消息又不逕而走。你忙得團團轉,別人以為你意氣風發,你卻苦笑說得到「事業」,賠了學業。破了釜、沉了舟,卻被敵軍包圍,糧盡無退路,要突圍又談何容易?
火車司機單調的吐出了「大學」的聲音,到站了?
我步出車站,四周三五成群的新生們嘻哈走著。我沉默地站著等校車,註冊也得獨個來,同系的沒有一個熟稔,不同系的又不同註冊時間。我坐上校車,呆呆地看著後退的林蔭,想起那一趟三個人闖入中大的校園,在獅子亭中拍過照後便一股勁兒往上跑,誓要到達至高點。往昔壯志哪兒去了?現在竟然因為怕苦,連目標也不要了,在山腰就心安理得地停步。
三個人之中,他已出國兩年,我成了準大學生,你卻仍須努力。原來各散東西的感覺是這樣的,大家孤單地在不同的地方爭長短,無奈地開始漫長的競賽。
鈴聲響起,我如常地把電話打開,但不同的是這次電話卻給我分開成兩截。四年機齡的摺機,只有簡單的鈴聲,沒有「和弦鈴聲」,沒有「藍芽、紅外線」,沒有「六萬色雙屏幕」,來電顯示也要打開後才看到。
身邊的朋友手機換過一部又一部,鈴聲就像電台的流行榜,首首金曲此起彼落。再沒有人用我這種「標準」鈴聲。不是很好嗎?只消數年光景,就從標準變成獨有……很久沒有因別人的電話響而匆忙拿起自己的接聽了。
我拿著兩截的手機,鈴聲竟然繼續響,不過電話接不通,屏幕也沒有顯示了。我呆望著空白的顯示屏,突然意識到這一瞬間,我留起了數年的SMS留言已經消失掉。永永遠遠地。
我感到一陣不能自制的傷感,因為我知道,消失了的再不可能填補。你,再也不會把這樣的留言傳給我。這些日子,我多少次徘徊在把留言刪除的邊緣,但一直也不捨下手。拖拖拉拉到了今天手機壽終正寢,這些數碼儲存的情感才自動報銷。
我終於知道這已無從挽回,緩緩地把手機放進家中的垃圾箱。我拿著蓋子良久,凝視著手機,因為將要葬送的不只是一部機器,而是一些留言,一些情感,一些回憶……
更因為……這手機,是你送給我的。
在剛剛過去的雪梨藝術節期間,韓裔多媒體藝術家白南準(Nam June Paik)的作品除了在紐省藝術館展出之外;亦在雪梨歌劇院前裝置了兩件作品,成為眾多歌劇院觀眾的注目點。
白南準於1932年生於韓國漢城,曾於1950年代留學日本及德國,主攻音樂及哲學。在德國受到美國前衛音樂家John Cage的影響至深。1963年他在德國首創了錄像藝術展覽,隨後移居紐約,並與女大提琴手Charlotte Moorman 開始了數十年的合作。白南準在紐約亦參加了Fluxus(激流派)的藝術活動,利用錄像及多媒體作為藝術的表演形式,表達了科技與藝術可以融合的觀點。
在紐省藝術館的主要展品,是紀念1976年白南準及Charlotte Moorman到澳洲的訪問。當年的裝置及表演,使很多澳洲人首次欣賞到錄像藝術。他們舉行了幾十場表演,亦展出題為TV Garden的裝置藝術品。表演項目包括Charlotte Moorman用從藝術館屋頂吊下來的大提琴演奏出Cello Sonata及白南準的其他曲子。今次的展覽除了回顧及紀念這些演出之外,亦展出了多件澳洲私人收藏的白南準作品:重新裝置的TV Garden,TV Cello及Buddha Game。在亞洲藝術館的中央是TV Garden,由數十部電視機和植物圍成圓形,不斷播放錄影片段;而在另一邊則放了TV Cello:由兩架透明膠外殼的電視機所組成的大提琴。至於Buddha Game則是兩尊佛祖坐在古董電視機中看電視。
另一方面,在歌劇院門前展出的為Transmission和32 Cars for the 20th Century這兩項展品。前者由霓虹塔和數個金屬塔組成,入夜之後閃閃的霓虹燈和激光交織成聲光的舞蹈;後者則由主辦單位運來了32輛古董車中的16輛,全都噴上了銀色及裝設了音響來播放莫札特的樂曲;再加上雪梨藝術節各建築物及雪梨大橋上的電腦幻彩燈光,令雪梨成為the City of Light!
32 Cars for the 20th Century 其中8輛古董車現已移至坎培拉國家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展出至四月底。
【本文亦刊於Zueei.com網站】
關於白南準
http://www.geocities.com/namjunepaik/
http://www.dashsys.com/products/paik.html
「不要理他們,唱自己的吧!」內心衝動地命令。我聽見遠處傳來自己校歌的音樂,恨不得放聲高唱;但回心 一想,好歹也是比賽的司儀,總不成自我失控,只好垂下頭,由得音符一個個的嵌進心底,痛得鼻頭也酸了。
人潮漸散,勝者被重重圍困,敗者則倖倖離場。有人說,回憶是一個貯物盒,我想我的盒子實在太不中用了,幾句歌便能把它砸個粉碎,讓幕幕舊事肆無忌憚地佔據思想。我記起去年在另一比賽奪標的喜悅,這一屆不明不白在初賽被淘汰的驚訝,更想起二十多天前,最後一線希望幻滅的痛心。
當起辯論員實在是偶然的事,從第一次踏著顫抖的步伐上台發問,到可以站穩陣腳,從容不迫地發言。然後一次又一次的機緣巧合,加入了校隊,甚至當上隊長。四年了,除了去年被人臨時拉伕上台讀稿,沾了份奪標的光彩之外,我究竟得到甚麼?
挾著去年冠軍的餘威,順理成章的便報名參加今年的比賽。一封上面印著高飛鳥兒的信,打破了我們種子輪空的美夢,然後評判一聲「無的放矢」更粉碎了衛冕的妄想。不是妄想嗎?只參加了初賽,就在這無觀眾的密室中被人批評甚麼胡亂指責對方。我沒有,我沒有這樣說過!我苦辯,評判說他聽過。我翻開講稿讓他看看,我的意思並非如此。評判沒好氣的說這不是爭辯的時候。我心裡問,我若非來辯論,我來幹麼?我若非相信比賽是公平的,我幹麼要參加?
「在初賽被淘汰了?我們是上屆冠軍啊!怎會的?」長輩說。
「哈哈哈,還想下次才去捧場,就此便輸了麼,真不該呀!」平輩說。
「還以為他們辯論技巧如何超卓,誰知敗在這間—唉—這種學校手中。」後輩暗說。
我,無話可說。
沉默了好些日子,另一比賽步步逼近。貼了海報,發了通告,再去懇求各位往捧場。
「噢,那天我好像有點事,不去了。」長輩說。
「很忙呀!」平輩說。
「你們必定勝利的,我去不去也沒關係嘛。有測驗呀,真可惜,對不起。」後輩說。
「主席、評判、各位……」我對著我方空空的椅子呼叫。一個觀眾,真的只有一個?是誰?我竭力地用我那稍稍近視的眼睛察看皇胡,看到的原來是隊友的兄長。我們怎說也是代表學校呀?學校不是一個大家庭嗎?怎麼連一個來捧我的場的「兄弟」也沒有?突然,近十個觀眾在我方那邊坐下。我暗自歡呼:終於有朋友來了。但細看之下——是對手的同學——對方那邊坐無虛席,沒位子被迫過來的竟有近十個。我望著懸殊的觀眾,聽著懸殊的掌聲,繼續自說自話,但一字一句卻硬哽在喉頭,不願飄散於無人接收的空氣裡。說實話,若我們在此出局,也倒無話可說;但賽果卻帶給我們八強的稱號,帶給我們希望,更帶給我們失望。
八強了,再踏前一步便能站在大專會堂上盡情辯論。我幻想著寬大的舞台、光明的射燈、滿堂的觀眾、如雷的掌聲,甚至輝煌的獎盃……
十接到了題目,隊友奇跡地投入,開會討論空前準時,寫講稿又空前地快,或許這就是大專會堂的誘惑吧。
我還滿以為這是一次美好的開始。
乘了十多站的地鐵,邊走邊跑的闖進了比賽場地。對手還沒有到。我喘口氣,心想:趕得如此的急幹麼?不用渡海的也還未到。等等等,比賽終於開始。我們攻擊防守,邊破邊立,自覺表現比對手精采十倍。我們微笑聆聽,對手埋頭疾書。隊友微微一笑,說:「如果有這樣的表現還不能出線,只能嘆句時不予我了。」
結果宣佈了。隊友苦苦一笑,嘆:「真的時不予我。」回到家,呆呆地看著評分表。我們甚麼都可以輸,但詞鋒卻不可以。連向來最自信的一欄也輸了,我們還有甚麼?突然,電話鈴鈴作響,我抓起話筒,聽見:
「決賽你得做司儀啊。」
「為甚麼?」
「你被淘汰了嘛。」
我終於能站到大專會堂說話,可惜並非辯論:我終於踏上寬大的舞台、見到光明的射燈、聽到如雷的掌聲,但可惜如果滿堂的觀眾並非自己的同學、輝煌的獎盃無緣問津的話,我寧可我沒有踏上過、沒有見過、沒有聽過。
人潮更疏,我跌坐在台沿,呆呆的睜著眼望向遠處。
「喂,很倦嗎?喝些水吧!」
其實我並不倦,只是痛。找接過戶那樽消水,一飲而盡。我把膠樽倒轉,讓它代表自己的眼睛,流出幾滴水珠。水珠滴落地上,頃刻乾透。我看著透明的膠樽,就把它看成自己的獎盃吧。
..踏上分手這條路..
..才令我突然看到..
..你的天空宇宙只夠我流淚..
..不可跳舞..(非走不可—謝霆鋒)
在你離去之前的一晚,我們在雪梨海港入口The Gap望著一片漆黑的太平洋,默默地迎著微涼的海風。我們的呼吸隨著泊岸的巨浪打著拍子。
還是你先開口,問我為甚麼這樣沉默?
我說:「我可以說甚麼呢?」既然你作出回香港工作這個決定的時候,並沒有把我們的感情放在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我實在無話可說。你說:「就算我們分隔兩地,大家仍然可以各種科技連繫在一起的。」
我輕輕的嗯了一聲,雙眼向前望著掛得低低在水平線上的幾個星座,想了一會,說:「過了今晚,我們將會活在不同的星座之下,你看見的北斗星,我看不見;我見到的南十字星,你卻不再可以見到。」任憑科技如何發達,地域的隔閡是沒有辦法消除的。我開心的時侯,可以第一時間和你見面慶祝嗎?我可以一邊觸摸你的頭髮,一邊天馬行空地說個不停嗎?我們可以一起再共渡每個週末嗎?
你的世界容得下你的事業,卻容不下我們的感情……
近月在雪梨當代藝術館展出了墨爾本藝術家 Callum Morton 近期的作品。Morton 素以其精細的建築模型著名﹐作品多以大家慣見的著名建築式樣﹐配以現代日常生活的聲與像以作為對現代生活以及現代建築美學的諷刺及反思。
是次展覽共展出七件展品﹐其中 Gas 是將現代建築大師 Philip Johnson 的玻璃屋 (The Glasshouse, New Canaan, Connecticut) 改作美孚加油站的模樣﹔建築物的玻璃破爛﹐週圍佈滿塗鴉﹐地上的喉管漏出一潭汽油﹐像已遭廢棄﹔但站中卻有收音機傳來不斷重複的背景音樂。改頭換面之後﹐玻璃屋已背棄了建築師的原意﹐不再是寧靜的渡假屋﹐而是荒廢的危險地帶。
另外﹐作品 International Style Compound 2000 則是將另一位建築大師 Mies van der Rohe 的 Farnsworth House 一座變成四座併湊一起﹐成了一條“村”。雖然每座房子的外觀一樣﹐但在緊閉的窗簾背後﹐情景卻是每間不同。一家正在舉行派對﹐彩燈閃閃﹐人聲鼎沸﹔對面的一家人卻一片漆黑﹐不知是已經睡了還是出了遠門。隔鄰的房子也是沒有開燈﹐只有電視機的熒光屏孤獨的亮著﹔最後的一家則神神秘秘﹐有人拿著手電筒向四方探射。同一樣的房子﹐裡面的人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建築設計對於住客來說﹐是否無關重要呢﹖
另一個大型作品是紐約聯合國總部高座的模型﹐裡面隱約傳來孩童玩戰爭遊戲的聲音。Morton借此點出聯合國是二次大戰的產物。來自香港的朋友可能對這模型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中區大會堂的高座就是模仿聯合國總部高座的設計。
Morton 的作品帶出了作為建築師應有的反思。與其他藝術品不同﹐建築設計涉及別人的生活﹐大筆的投資﹐政治的影響﹐因而設計者的目標很多時候並不能達成。另一方面﹐他也藉 Gas 等作品提出對全球化﹐跨國公司霸權﹐以至著名建築“循環再用”等題目提出疑問。
【本文亦刊於Zueei.com網站】
著名建築物網頁﹕
Glasshouse
Farnsworth House
UN Headquarters